你的工作根本就是在赞美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对基督徒而言，什么样的工作才是最蒙神喜悦的？这个问题使我想起赴华宣教士富能仁曾经对神学院学生的一句回答：“我一直求神让我为他做大事，神说我就是他的大事。”我们在哪里、做什么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谁、决定以怎样的心志去做。这也是今天的两篇文章要帮助我们理清的工作观。如果有橡果在工作方面心有困扰疑惑，请关注橡树近期将要出版的提摩太·凯勒的新书《工作的意义》（点击预购：提摩太·凯勒《工作的意义》开始预售啦！）。
若要理解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工作伦理的意义，就必须明白早期基督教传统对于工作的强烈厌恶（见于修道士作家）。对于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来说，完美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人奉献出来服侍上帝，不受肉体劳动所玷污。那些选择工作糊口维生的人，是次等的基督徒。在世界中生活和工作，就是丧失了一个最佳的基督徒召命，以及这所暗示的一切。
早期修道传统似乎是继承了这个看法，结果工作往往被视为是贬低身份的活动，最好留给社会（和属灵）地位低微的人去做。假如古代罗马的显贵认为工作是由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所做的，那么必须说，在早期基督教中发展出一个属灵的贵族阶级，以同样否定和轻视的态度，对待体力劳动。在中世纪期间，这样的态度很可能达到它影响的高峰。
这不是说中世纪作家否定了工作的重要性，但更确切地说，它只是被视之为一种需要，但是有失身份的事。基督徒致力维生，在日常世界中工作，显然就是次等的基督徒。正如蒂尔（Adriano Tilgher）对工作在西方世界的决定性研究中总结说，修道院的属灵观永远不会认为在世界中的日常工作是有任何价值的。那些选择在世界中生活和工作的人，最好“以宽大博爱待之”。简而言之，工作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严肃的选择。伊拉斯谟以轻蔑来回应这个观念：难道谦卑农夫的工作不会比修道院的仪式更讨上帝喜悦吗？
宗教改革运动改变了这样的态度，既是决定性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若要说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我们可以细想马丁·路德所用的德文字词“召命”（Beruf）。在中世纪，“召命”的意思是一个修道或圣职的召命——换言之，那是成为一个专业的教会职务的呼召。路德开始用同一个字词指俗世的责任。路德借着运用“召命”一词来指日常世界的活动，把修道召命的宗教严肃性应用到世界的活动中。我们是蒙上帝召命在世界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服侍他。在此，现代的字眼“圣召”（vocation）或“召命”（calling）的使用和意义，可以被视为是借着对工作的新态度，出现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中。欧洲各地的语言受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在16世纪期间对工作的用词意思，显出了决定性的转变： 德文（Beruf）、英文（calling）、荷兰文（beroep）、丹麦文（kald）、瑞典文（kallelse）等等。
类似的变化可以见于“银子”（talent）一词。这个用词——在比喻中是“银子”（路加福音19：11—27）——的字面意义是指金或银的条子，而不是我们现今世间称为“银子”的专门用语。中世纪基于这段比喻的讲章，是以比喻的方式解释银子，视之为上帝赐给某些敬虔的基督徒的属灵恩赐或恩典。然而，加尔文把银子解释为基督徒的世界呼召，以及上帝按照秩序赐给他们的能力和天赋，以致他们可以在世界中有效地发挥功能。再一次，一个与工作有关的用词的现代意义，可以视之为是通过源自宗教改革运动对工作的新颖的、正面的态度而出现的。
对于改教家来说，那是在工作的人（就像工作的结果那样），在上帝的眼中有其重要性。属灵与现世、神圣与俗世的工作之间，没有差别。所有人类的工作，不论如何卑下，都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工作根本就是一项赞美的行为——一种可以有生产力的赞美的行为。正如路德评论说：“整个世界可以充满对上帝的服侍——不只是教会，还有家庭、厨房、地下室、工厂和田间。”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和加尔文都提到生产性活动对基督徒的自尊的重要性。基督徒借着为上帝做事，可以得到一份满足和自尊的感觉，那是其他途径所做不到的。
对于改教家来说，人类行为的终极动机被放置于一个以上帝为引导的方向之上。一个改教家与另一个改教家之间可能有不同的强调之处，不过基本的主题是不变的：工作是上帝主动加给我们的恩慈之自然回应，借此我们证明我们对他的感恩，同时在这个世界中荣耀和服侍他。工作是某些可以荣耀上帝的东西；那是为大众求福祉的东西；那是借此人类创造力可以表达自己的某些东西。必须强调的是，最后两项是由首项所包括的。作为加尔文的英国跟随者，柏金斯（William Perkins）说： “我们生活的真正目标，是在服侍人之中服侍上帝。”对于加尔文自己，人类的共同责任是在上主的花园中劳动，不论以什么方式，一方是与一个人蒙上帝所赐的天赋与能力相称，另一方是与现况的需要相称。对于工作的共同责任是伟大的社会平等主义者，这是一个提示，即所有人类都是由上帝平等创造的。
工作的地位通过这伦理在历史中的转变，相当值得注意。加尔文的神学，直接将那种认为工作是社会低下的（即使实际上有需要）活动而最好留给社会地位低微的人的看法，引向一种观点，即认为那是赞美和肯定上帝在他的创造中（而且进一步使之更美好）的庄严和荣耀的途径。毫不意外地，这些接纳新教的欧洲地区很快发现自己在经济上昌盛起来——但那是额外收获，而不是一个预期和预先考虑的结果，而这正是源自对工作赋予全新的宗教上的重要性。
（摘自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07）
延伸阅读
加尔文坚决主张上帝呼召每一个信徒在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服侍他，这点为工作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不是上帝，它只是往往被错当成上帝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轻视世界。但是，由于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它。“让众信徒习惯于轻视今世的生活，但不至于恨恶它或不对上帝心存感恩”（《基督教要义》3.11.3）。“本身既非祝福也不值得拥有的事物，也可以为敬虔的人带来益处”（3.11.4）。因此，基督徒应怀着喜乐和感恩住在世界上，却不被世界捆绑。以现代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我们应当视世界为我们的“游戏空间”（Spielraum）。基督徒在肯定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和恩赐之余，也必须审慎地与它保持一定距离。基督徒应该入世，却也应当避免坠入世界的陷阱，被世界吞没。
因此，加尔文对“静思生活”这一概念有些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默想和祷告必须融入日常世俗生活的挂虑和事务之中，而不是与它们脱离（4.12.10;4.12.16）。上帝没有呼召信徒离开世界，进入修道院，而是呼召他们彻底面对这世上的生活并改变它。某种意义上，这一教义持有反贵族立场，因为它含蓄地谴责了那些自以为高贵而不愿参与体力劳动的人。加尔文赞许地引用保罗的名言，“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 10）。评论加尔文工作伦理的人，也许是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失业状况，指出这一教义没有考虑失业人士的处境。其实加尔文这番话，是专门针对贵族阶层而说的，这一阶层包括流放日内瓦的法国贵族，他们向来不屑参加体力劳动。
加尔文之所以强调人类劳动的可贵并批判人的怠惰，主要是为了批判拥有豪宅巨富的教会领袖和位高权重的贵族阶级。虽然加尔文的同仁贝扎，出身法国贵族家庭，但日内瓦社会却受不了贝扎那一阶层的陈旧社会观。我们手头上有一份有趣的记录，记载了当时法国贵族阶层对那些贵族难民前往日内瓦后，被迫工作的反应。法国贵族皮埃尔·德·布德艾尔·布兰托（Pierre de Bourdeille Brantme）造访日内瓦之际，看到曾是贵族的弗朗索瓦·德奥贝特（Fran ois d’Aubeterre）竟靠制造钮扣为生。深表震惊的布兰托不禁问道，出身如此高贵的人为何竟要以制造钮扣来贬低自己？这份记录生动展示了古老的法国贵族阶层和新兴的日内瓦企业家对待工作，尤其是体力劳动的看法，简直是天差地远。在日内瓦社会里，工作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虽然我们无法以一句话来概述加尔文复杂的工作伦理，但保罗给哥林多基督徒的命令，却概括了这一工作伦理的核心内容：“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上帝所召各人的而行”（哥林多前书7：17）。举凡信徒都奉召成就世俗事业（une vocation juste et approuvée，《基督教要义》4.12.10;4.12.16），世俗劳动成了加尔文属灵思想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点为中世纪经院口号“劳动就是祷告”（laborare est orare）赋予了新的意义。体力劳动在日内瓦不仅是规范，也是宗教认可的典范。普通的日常活动首次有了宗教意义，即便是最卑微的生产者也不例外。人在世上的行动变得可贵并被圣化。或许英国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比加尔文这位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家，更绝妙地表达了加尔文的洞见：
教导我，我主我王，
事事都能看见你，
不论我为何事忙，
一切所行只为你。
仆人谨守这准则，
杂务也可化圣工，
清扫一房间，若是为主做，
房间与打扫，无不化纯洁。
（摘自麦格拉思《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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